小麦的胜出和水稻的“败北”原因不在中国北方人对于小麦的偏爱，而在于人、自然、作物、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我今天所讲的水稻在北方的故事，基本上是从小麦在北方站稳脚跟之后开始。
    
进入北方
    河南贾湖稻作遗存的发现表明，水稻进入北方比小麦要早，但水稻并没有就此站住脚跟。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所有浮选出水稻遗存的北方遗址中，人骨的同位素值也并没有呈现出大量食用水稻的特征。
    以此推测，当时北方水稻的产量是有限的。
    而且从新石器中晚期和先秦的情况来看，水稻在北方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但在战国、秦汉以后，终不敌小麦。对中原地区东周居民骨骼遗存的分析发现，东周时期底层城市居民开始大量食用小麦。汉代时期中原居民开始普遍食用小麦。小麦在汉唐时期，快速成长，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稻米在北方继续保持其“曲高和寡”的形象，甚至被排除出“五谷”之外。对此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解释是：“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天工开物·乃粒》）也就是说，稻米    被排除出五谷之外是因为著书的作者是来自西北（即北方）的缘故，而北方的水稻生产有限，在粮食作物结构中进不了前五名。
    虽然自10世纪以后，稻米在中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半数以上的中国人依靠稻米来养活，稻米不仅支撑了中国南方人的一日三餐，还源源不断地通过漕运等方式进入北方，维持着一个帝国的基本运作，水稻种植也受到从最高统治者到大多数民众的重视。原本就吸收了一定程度的北方农业生产技术，且早已进入北方、并在北方已有一定基础的南方稻作技术，包括农田水利、耕作栽培技术、品种和农具等，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人口流动、行政命令、军事屯田、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进入到北方，成为千年来影响中国政治、经济走向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
    
成为“副食”
    但水稻没能复制小麦在北方的成功。和小麦进入中国之初就是一种草根食物不同，
    稻米在北方一直就是贵族的食物。从孔夫子到乾隆爷，稻米在北方人的心目中一直维持着高贵的形象。普通北方民众既吃不上稻米，也不爱吃稻米。水稻在北方变成了一种“经济”作物，少量种植为的是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而作为南方人的主粮，变成了北方少数人的“副食”。由稻米加工出来的食品不少，甚至不少于南方，但对稻米的总需求量很少。虽然宋代以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靠稻米来养活,但就中国北方而言，稻米并没有成为北方人的生生之具。
    中国北方原本是小米（黍和粟）的天下，这种原生的中国北方旱地作物以其耐旱、耐瘠等特性，非常适合在原始栽培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北方的粮食供应中占据霸主的地位。然而自四五千年前（甚至更早一些），小米的霸主地位开始受到外来作物的挑战。大米和小麦从南从西趁虚而入，逐鹿中原。在这一场中国北方的粮食争霸战中，小米并没有占据主场优势，大米也没有占据近水楼台之便，反倒是远道而来的小麦，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北方粮食的新霸主。水稻在北方    没有取得和小麦一样的成功。
    
“败北”原因
    小麦的胜出和水稻的“败北”原因不在中国北方人对于小麦的偏爱，而在于人、自然、作物、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首先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总体干旱，原生黍稷都是耐旱性强的作物。战国秦汉以后，北方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小麦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但对于发展水稻种植的需求还是差得很远。历史上所谓的“水田”，大多是指能够进行人工灌溉的农田，而并不直接与水稻挂钩。
    其次是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口的流动是技术传播的主要途径，就华北地区而言，来自西方和北方的人口更多，来自南方的人口相对较少。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一条连结东西方的纽带，小麦进入中国与这条纽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以茶马互市为主要特征的南北交流，稻米也没有成为主角。
    就中国南北方农业技术和文化来说，虽然南方稻作技术借鉴了一些北方旱地农业的技术因素,但从中发展出来的多劳密集的水田农业是习惯于旱地农业的北方农民所难以接受的,而伴随着农业生产所形成的饮食习惯，也使北方民众失去了对稻米的兴趣和动力，尽管南方稻作技术很早就已进入北方，但历史的事实表明,南方技术在进入北方以后,不仅没有使北方实现“南方化”，反而是传播者的“土著化”。凡此种种，都最终影响到水稻技术在北方的传播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