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奔涌着，滋润着肥沃的土地和广袤的森林，也孕育了一座名叫吉林乌拉的古城。有一群被称作“流人”的汉人，被遣送到吉林将军辖区内一处叫官庄的场所，在“空山绝四邻，豹虎时盘旋”的密林深处及人迹罕至的松花江岸，“披荆斩棘，以血肉筋力与鸟兽争，与气候争，乃至与饥饿疾病争”，把荒野变成了良田，拉开了吉林官庄长达250多年的额粮（田赋粮）征缴序幕。
    
流人和官庄
    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标志着清王朝一统华夏的开始。连年战乱，城市残垣断壁待兴，乡郊沃野荒芜待垦，加之军费迅速增加，财政支出凸显瓶颈，为此，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向东北移民的奖励政策，要求地方官吏“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其开垦荒田，永准为业”。于是，有着特定农业耕作范围、集体耕作性质的官庄诞生了。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清政府将“主要罪犯或战争中俘虏、投降的部族”和“旗人犯法拟流罪者”（当时被称作“流人”）发给吉林将军衙门管辖的官庄，成为庄丁或庄头，从事农田耕种工作。
    “流人”自踏入官庄大门的那一刻起，便失去了自由，成为了半奴隶性的农奴。《宁古塔纪略》的描述佐证了这一事实。当时“每庄共10人，1人为庄头，9人为庄丁，除种田外，还打围、烧炭，每人折粮12石，草300束，猪肉100斤，炭100斤，石炭300斤，芦100束，凡家中所有悉为官物，衙门所有会费皆取之官庄”。康熙七年（1668年），当东北实行23年的“招民垦荒”政策被废止时，吉林的官庄分布已初具规模，当时宁古塔已是“汉人十三省无省无人”，田赋粮征缴数量也年年剧增。
    据《宁古塔纪略》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宁古塔将军所在地建立官庄32处，选流人充当庄头或庄丁，每庄10人，每人征额粮12石，年征粮3840石。”
“黄金时代”
    大自然总以多情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无私的馈赠。作为“龙兴之地”、有白山黑水之称的吉林，就获赠了人参、貂皮、鹿茸等特产。清王朝达官贵族对这些宝贝魂牵梦绕，他们为独享这块资源绞尽脑汁，从而导致官庄人数增加。同时，沙皇俄国进犯松花江流域烧杀抢掠事件时有发生，边境征兵数量也明显增多。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记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打牲乌拉牲厂人数增至5万余口。”为解决牲厂生活口粮，清政府在乌拉街城西北80里处开垦官荒（属于官府的荒地），设立官屯5处，每屯14丁，每丁领地15晌，每丁征额粮43.2石，年征粮3024石，由总管衙门穆克登督造粮仓自储自用。其间，吉林乌拉、宁古塔和伯都讷逊礼堡也相应增设官庄，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庄丁或牲丁口粮及清政府军粮民食需求。
    雍正十二年（1734年）吉林乌拉、宁古塔、吉林打牲乌拉及伯都讷逊礼堡四大官庄拥有良田数顷，成为吉林辖区内规模宏大的四大官庄。据《八旗通志·卷二十一》载：“吉林乌拉官庄有地4201晌，宁古塔官庄有地5557晌，吉林打牲乌拉有地1450晌，伯都讷逊礼堡官庄有地372晌，由壮丁耕种，每丁耕田7.2晌，年交官仓粮谷30石。”雍正十三年（1735年）吉林已有官庄61处，年共征收额粮19824石。
    
淡出视野
    官庄经历了康熙、雍正年间的繁荣，至乾隆、嘉庆年间开始失去往日的光环，衰败迹象慢慢显现。
    吉林官庄曾经的沃土，因日久耕作地力贫瘠产量减少，导致上缴田赋粮及牛马草料不足，庄丁缺少资金购置，加之清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放松东北“封禁”政策，导致关内大量人口涌入。史料载，乾隆初年，天津、河间等府大旱，民人大批涌出山海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吉林将军上奏由河北饥民流入1.5万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新增流民1000多户；嘉庆十七年（1812年）宁古塔等官庄增加3.3万多人。
    人口增加，加之额粮数量不减，庄丁生活日渐拮据，官庄征粮越发困难，吉林将军不得不请求政府减免。如嘉庆十七年（1812年）吉林官庄应纳粮15000石，经奏请改为11197石。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对官庄进行了清理，颁发《正勘放舒兰县皇产试办章程》，按当时统一地价将官庄卖给个人。据《满州经济年报（1933）》记载：“先尽庄头报领，次由壮丁、佃户、典押主承买。”自此，历时250多年的官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当历史把“官庄”和“流人”联结在一起时，一个新的群便诞生了，群主叫做庄头，群员叫做庄丁。每庄10人，1个庄头，9个庄丁。政府按照群员所分耕地的多寡征收额粮，即田赋粮。